Diabetes Care：遗传和社会经济因素或能相互作用来影响人群患2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风险

近日，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Diabetes Care上题为“Associ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Genetics and Area-Level Socioeconomic Factors on the Prevalence of Type 2 Diabetes and Obesity”的研究报告中，来自麻省总医院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因素和遗传因素或能以一种相加的方式来影响个体患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风险，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改善社会经济贫困状况的干预措施或许能在个体和社区层面上减少人群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尤其是在同时携带高遗传风险的人群中。

遗传和社会经济因素（一个是内在不可改变的因素，一个是外在能改变的因素）都被证明会增加机体患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但其二者的相对贡献及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个体疾病风险的程度，研究人员却并不清楚。为了深入调查，研究人员对来自麻省总医院Brigham生物样本库和英国生物样本库中的26,737和223,843名欧洲遗传血统的参与者、以及3,468和7,459名非欧洲血统参与者进行研究，分析了遗传和社会经济风险的毒力和叠加效应。

研究人员分析了个体在整个基因组上数百万个位点的遗传数据以及与教育、收入和居住地就业相关的信息，由于教育程度与机体患2型糖尿病和肥胖的关系在被分析的所有地区级社会经济变量中最为密切，因此其通常被作为主要的社会经济风险的测定指标，研究结果表明，相比风险最低的五分之一的人群而言，处于遗传和社会经济风险最高的五分之一的人群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要高出7倍多（22.2% vs3.1%），肥胖的发病率要高出3倍多（69.0% vs 20.9%）。遗传风险和社会经济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交互作用，这就表明，具有不利社会经济风险的人群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的绝对增加在遗传风险较高的人群中要远大于遗传风险较低的人群。

比如，在整个遗传风险谱系中，处于不利地区的人群的社会经济风险与2型糖尿病的患病率增加有关，但其患病率的绝对增加在遗传风险最高的人群中最大，最高遗传风险的五分位数为+9.2%，而最低遗传风险的五分位数则为+1.7%；总体而言，遗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效应在糖尿病和肥胖症发病率中分别占到了13.2%和16.7%。医学博士Sara Cromer说道，我们认为，这项研究要求采用全人的方法（whole-person approach）来预防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如果针对具有较高遗传风险的人群，那么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下一步研究人员将会扩大研究模型以包括更多的风险因素，比如生活方式因素和行为等，并改善非欧洲血统个体的模型，并探索不同人群中地区级社会经济措施的预测价值，以及分析基因-社会经济状态在其结果方面的相互作用。

研究人员补充道，本文研究不仅强调了携带遗传和社会经济风险因素的人群中代谢性疾病的高发病率，还强调了这些疾病的遗传风险并非是决定性的。生活在较低风险的社会经济地区的高遗传风险人群与生活在特定社会经济风险地区的低遗传风险的人群或许在患2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发生率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后期研究人员还需要具体深入研究阐明具体的原因。

综上，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遗传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能发生明显的相互作用从而增加人群患2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风险，在具有较高遗传风险的人群中，有利地区级的社会经济状态或许与2型糖尿病发病率降低近50%直接相关。（生物谷Bioon.com）

原始出处：

Sara J. Cromer，Chirag M. Lakhani，Josep M. Mercader, et al., Associ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Genetics and Area-Level Socioeconomic Factors on the Prevalence of Type 2 Diabetes and Obesity, Diabetes Care (2023). DOI:10.2337/dc22-1954